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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随园诗话》的现代性

时间:2023-04-13 信息来源:光明日报—光明网 点击:

  演讲人:张寅彭 演讲地点:上海大学文学院网络课堂 演讲时间:2023年3月

  本次讲座旨在探讨清代袁枚《随园诗话》的现代性。《随园诗话》是一部名气很大的书。关于这本书,从前比较流行的一个版本,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出的本子。后来苏州大学的王英志先生做过一个批点本《随园诗话》,王英志先生是当代研究袁枚的专家,他做的这本书也是值得参考的。目前《随园诗话》的版本较多,据我们上海大学郑幸老师的研究,《随园诗话》是可以分为家刻本和坊刻本两个系统,现存的大概有三十几个版本。

《随园诗话》的现代性

张寅彭 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,博士生导师。国家社科重大项目《清诗话全编》首席专家,主要从事中国诗学、清代诗学等以及日本汉诗学的研究。

  《随园诗话》的非理论形态

  关于《随园诗话》有许多误解,比如早期刻本中有一条记载,说《红楼梦》中的大观园就是袁枚的随园,后来这条被删掉了,恐怕袁枚自己也觉得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大,这是他自己造成的误会。

  而《随园诗话》更大的一个误会,实际上是出自诗学研究界内部。对清代诗学有一些了解的同学可能都知道,清代诗学有四大诗观,即神韵、格调、性灵和肌理,四大诗观构成了清代诗学的理论框架。其中的性灵说是由袁枚创立的,他的《随园诗话》也因此成为后世用来解说性灵说的一个主要著作,基本上各种诗歌批评史的著作都采用了这个观点。但如果我们从《随园诗话》本身来仔细研究的话,特别是从《随园诗话》书名切入的话,就会发现这个观点即便不能说是完全不成立的,也至少可以算得上是对《随园诗话》这部书的一个比较大的误会。

《随园诗话》的现代性

清袁起《随园图》 图片来源: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网站

  《随园诗话》实际上是一部理论性不强的著作。性灵说与神韵、格调和肌理其实有很大的不同,其他三说都有非常强的理论色彩,各自都有专门的诗学著作来阐发。但是《随园诗话》并不是一部专讲性灵理论的著作。这里我们先来介绍一下《随园诗话》仅有的一点理论内涵。

  首先《随园诗话》讲诗的原理,大而化之:

  孔子论诗,但云兴观群怨,又云温柔敦厚,足矣。孟子论诗,但云以意逆志,又云言近而指远,足矣。……少陵云:“老去渐于诗律细。”其何以谓之律,何以谓之细,少陵不言。元微之云:“欲得人人服,须教面面全。”其作何全法,微之亦不言。盖诗境甚宽,诗情甚活,总在乎好学深思,心知其意,以不失孔孟论诗之旨而已。(补遗卷三)

  同时《随园诗话》在讲作诗的条件、诗人的身份时,又讲得非常之低,认为“诗人者,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”“有学士大夫读破万卷,穷老尽气,而不能得其阃奥者;有妇人女子、村氓浅学,偶有一二句,虽李杜复生必为低首者。此诗之所以为大也。”(卷三)这就把作诗人的门槛降低了,几乎人人都可以作诗。之前他讲孔孟的诗学原则高悬入天,然后又讲诗人的身份可以低到不能再低,在这一高一低之中,《随园诗话》就给诗打开了一个无限大的天地,人人都可以作诗,只要“近取诸身足矣。其言动心,其色夺目,其味适口,其音悦耳,便是佳诗”。(补遗卷一)也就是说,人人都可以写诗,只要动心、夺目、适口、悦耳即可。他先是给诗高悬了一个大标准,然后又提出诗近在咫尺,人人都可以作诗。

  《随园诗话》用上述两段话,就把诗学的基本原理讲完了。然后再创立一个“清”字的标准,用来评诗。我曾把《随园诗话》中评诗的用语归纳了一下,约有19个“清”字,即承担了全部的评说责能,包括:清妙、清婉、清气、清绝、清雅、清才、清超、清脆、清苍、清丽、清切、清逸、清老、清拔、清妥、清新、清旷、清娇、清稳等等,一路下来评诗用语全带着一个“清”字。这个“清”字的妙处在于,你说这个字很高,其实它并不太高,《论语》中说“清矣焉得仁”,如果只有清气还达不到仁的境界;但同时这个字又很高,“楚辞”:“举世皆浊我独清,众人皆醉我独醒”,这时候这个字又很高。“清”字就是这样,又高又不太高。袁枚就把这个字拿过来评价《随园诗话》中作诗的这一群形形色色的人。然后又在“清”字的后面,根据不同的对象、不同的风格水平,再加上一个字,这样就可以把上上下下各色人等的诗歌都评价得十分到位。

《随园诗话》的现代性

袁枚像 图片来源: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网站

  这里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明朝的胡应麟,他在《诗薮》中也曾用“清”字来评价古今诗人:

  靖节清而远,康乐清而丽,曲江清而澹,浩然清而旷,常建清而僻,王维清而秀,储光羲清而适,韦应物清而润,柳子厚清而峭,徐昌谷清而朗,高子业清而婉。(外编卷四)

  这里胡应麟用的也是一个“清”字为主,再加补一个字,把各位诗人的风格概括出来,不过他用得相对严肃一些,而《随园诗话》用得就更轻松自在一些,针对的对象也不完全一样。

  以上我们可以看到,《随园诗话》中的这三段话,基本上就可以把它的所谓性灵说概括出来了: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诗天地、诗世界,人人都可以进入,人人都有可能写出质量还过得去的诗。

  所以对于《随园诗话》的理论性,如果人为地要把它体系化,加以深入挖掘,给它建构起一个比较高深的内涵,我认为是比较困难的,而且也是没有必要的。

  以往大家比较多地采用《随园诗话》第一卷第二条来解说性灵说:

  杨诚斋曰:“从来天分低拙之人,好谈格调,而不解风趣。何也?格调是空架子,有腔口易描;风趣专写性灵,非天才不办。”余深爱其言。须知有性情,便有格律,格律不在性情外。《三百篇》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,谁为之格,谁为之律?而今之谈格调者,能出其范围否?况皋、禹之歌不同乎《三百篇》,《国风》之格不同乎《雅》《颂》。格岂有一定哉?许浑云:“吟诗好似成仙骨,骨里无诗莫浪吟。”诗在骨不在格也。

  袁枚的这段话,分析起来是杂凑的,没有什么严谨的考虑。尤其是他引用的宋代杨万里(杨诚斋)的这句话,实际是找不到出处的。一百多年来,学者们在杨万里的《诚斋集》中始终找不到袁枚引用的这句话。这里我可以下一个断语,这句引语是袁枚自己编出来的,起码是他记忆有误,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和兴致写下的。当然这句话虽然没有出处,但是它的意思跟杨万里的诗风是很接近的,而且袁枚也很喜欢杨万里。

《随园诗话》的现代性

《六一诗话 温公续诗话》书影 资料图片

  性灵说在《随园诗话》中就是这样的面目。如果根据这些就认为这是袁枚提出的一个郑重的理论,我觉得是言过其实的。当然我也并不认为性灵说就是一个空泛之物,性灵说还是有其实质的内容和意义的。《随园诗话》卷二有这样一段话:

  为人不可不辨者,柔之与弱也,刚之与暴也,俭之与啬也,厚之与昏也,明之与刻也,自重之与自大也,自谦之与自贱也。作诗不可不辨者,澹之与枯也,新之与纤也,朴之与拙也,健之与粗也,华之与浮也,清之与薄也,厚重之与笨滞也,纵横之与杂乱也。

  这段话值得特别注意,我们可以看出,这段话是袁枚精心写出来的。话分两段。第一段讲做人不可不辨的是:柔和弱、刚和暴、简和啬、厚和昏、明和刻、自重和自大、自谦和自贱。平时做人,这些都要仔细加以区分的。比如我们常提到的老好人,厚道不是等同于老好人的;“明”指的是明白人,什么都懂,但是对别人又不能要求苛刻。这段话表现出袁枚对人性层面有非常精微细致的体会,说明袁枚对人性是有深入理解的。第二段随后说,诗也需要辨,澹不是枯,新不是纤,朴不是拙,健不是粗,华不是浮,清不是薄,厚重不是笨滞,纵横不是杂乱。在我看来,澹不是枯,朴不是拙,陶渊明的诗是当得起的;新之于纤,我对这一组不是太理解,感觉这两个字不太能够对得起来;健不是粗,我觉得黄庭坚的诗可以当之;华不是浮,李商隐的诗能够让我们体会到这一点;清不是薄,可以对应王维的诗;厚重不是笨滞,杜甫的诗当得上;纵横不是杂乱,李白的诗可以当得上。这里对诗的不同风貌的辨析,应该说也是非常精妙的。

  所以我认为,性灵说虽然是有思辨性的,并且是很精妙的思辨,但是它的理论色彩是不强的,它并没有构建出一个称得上理论的框架体系,跟神韵、格调和肌理等其他诗观,在理论的维度上不可等量齐观。《随园诗话》用诗话体写出来的内容,主要不是在讲理论,而是在煽动一代作诗的风潮,它是以这个见长的。所以清朝人有一个说法:自《随园诗话》出,“诗人日渐日多”。这个说法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。

  《随园诗话》的新写法

  既然《随园诗话》不以构建理论为自己的主要目标,那么这本书到底是要写什么呢?这跟诗话这种体例的功能直接有关,我们来看看《随园诗话》具体是怎样运用这种功能,而达到很大的成功的。

  诗话是一种与诗品诗说、诗格诗式不同的体例。中国诗学著述分三大体例,一种是诗品诗说,如钟嵘《诗品》、叶燮《原诗》、沈德潜《说诗晬语》等;另一种是诗格诗式,包括皎然《诗式》、王昌龄《诗格》,陈应行《吟窗杂录》收集了很多这类诗法之作;诗话则由欧阳修《六一诗话》作为开山之作,此后又有司马光《续诗话》等。三种体例的基本性质各不相同,都有各自的规定性。

《随园诗话》的现代性

袁枚撰随园三十六种。资料图片

  而诗话这种体例,是以记事为主要功能的。《六一诗话》小序有云:“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。”《续诗话》小序则说:“诗话尚有遗者,欧阳公文章名声虽不可及,然记事一也,故敢续书之。”所强调的就是这个“记事”的属性。从北宋欧阳修写作第一部诗话开始,此后历代所谓的“诗坛盟主”,往往都有这个习惯,就是要把自己跟诗有关的生平事迹,以及跟自己同时代的人与诗的有关事迹记录下来。所以我曾经给诗话下过一个辅助的定义,叫做“当代诗史”。欧阳修写第一部《六一诗话》,或者出于无意识。但这里我们需要考虑到,欧阳修不仅是文学家还是大史家,二十四史中的《新唐书》《新五代史》都是他参与或者主持修撰的,他创立出诗话这种专门记事为主的“诗史”体例,应该说也不完全是偶然的。

  不过,欧阳修当时所写的诗话,篇幅是比较短小的,一共28条,总计5000字左右,编为一卷。这种诗话写法一直延续下来,到了袁枚《随园诗话》之前,清朝康熙中期出现了一本影响很大的同类作品,这就是王士禛的《渔洋诗话》,篇幅要比欧阳修的《六一诗话》大得多,《渔洋诗话》总计280多条、约3万字,分上中下三卷,发展已经很可观了。而到了袁枚写《随园诗话》,篇幅又大增,达到16卷再加补遗10卷的超大规模,总计有40多万字。

  为什么这时候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?这个变化的意义又是什么?我认为要解答这些问题,需要结合上面我们分析的《随园诗话》的非理论形态来理解。

  袁枚在《随园诗话》中很自负地说:“近日十三省诗人佳句,余多采入《诗话》中。”(卷十六)清代的行省沿革,在较长时间里是十八省,而袁枚这里说他采录了十三省的诗人佳句。而根据我以前的统计,其实《随园诗话》采录的诗作来源不止十三省,大约有十七省之广,这自然就导致了《随园诗话》篇幅方面的大扩容。

  另外我们还需要考虑到,袁枚采集诗歌的方法对《随园诗话》篇幅规模的影响。当时,袁枚采集诗歌的方法,一方面是他自己去采诗;另一方面是许多人主动投诗给他。《随园诗话》也记载了这类情况:

  余在杭州,杭人知作诗话,争以诗来,求摘句者无虑百首。(卷六)

  昆圃外甥访戚于吴江之黎里镇,有闻其自随园来者,一时欣欣相告,争投以诗,属其带归,采入《诗话》。(补遗卷九)

  自余作诗话,而四方以诗来求入者,如云而至。……以诗来者千人万人,而加话者惟我一人。(补遗卷五)

  袁枚这样的采集和写作诗话的方式,就跟以往的欧阳修、王士禛等人作诗话完全不同了。在袁枚之前的诗坛领袖作诗话,基本都是坐在书斋中写他们的亲身经历。比如,欧阳修在《六一诗话》中,想要把那些名声不大但是又有好句存世的、与自己有交往的诗人记录下来,这就是他作诗话的初衷之一:

  闽人有谢伯初者,字景山,当天圣、景祐之间,以诗知名。余谪夷陵时,景山方为许州法曹,以长韵见寄,颇多佳句,有云:“长官衫色江波绿,学士文华蜀锦张。”余答云:“参军春思乱如云,白发题诗愁送春。”盖景山诗有“多情未老已白发,野思到春如乱云”之句,故余以此戏之也。景山诗颇多,如“自种黄花添野景,旋移高竹听秋声”“园林换叶梅初熟,池馆无人燕学飞”之类,皆无愧于唐贤。而仕宦不偶,终以困穷而卒。其诗今已不见于世,其家亦流落不知所在。其寄余诗,逮今三十五年矣,余犹能诵之。盖其人不幸既可哀,其诗沦弃亦可惜,因录于此。诗曰:“江流无险似瞿塘,满峡猿声断旅肠。万里可堪人谪宦,经年应合鬓成霜。长官衫色江波绿,学士文华蜀锦张。异域化为儒雅俗,远民争识校雠郎。才如梦得多为累,情似安仁久悼亡。下国难留金马客,新诗传与竹枝娘。典辞悬待修青史,谏草当来集皂囊。莫谓明时暂迁谪,便将缨足濯沧浪。”(《六一诗话》第二三则)

  王士禛在《渔洋诗话》中也专门提及此事,以示他对欧阳修“诗沦弃亦可惜,因录于此”这种做法的继承:

  古今来诗佳而名不著者多矣,非得有心人及操当代文柄者表而出之,与烟草同腐者何限?宋欧阳文忠谪夷陵,许州法曹谢伯初景山以诗送之云云……(《渔洋诗话》卷中)

  而到了袁枚,他的诗话的记录范围,就突破了这种传统的方式和动机,他面对的情况是:“四方以诗来求入”“以诗来者千人万人”。袁枚在随园中设一道长廊,四方投来的诗稿都被挂在那里,形成了一道长长的“诗廊”,袁枚称之为“诗世界”。他从这些投诗中选出佳者,再编入《随园诗话》,所以《随园诗话》在采诗来源方面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的。

  《随园诗话》广泛采集当时各色人等的诗作收入诗话,这种做法一直以来往往被批评为“滥”。比如钱钟书先生在《谈艺录》中对《随园诗话》虽赞赏其“话”精彩,但对录诗却不满其滥。这个批评自然不无道理,《随园诗话》里面有很多诗都是袁枚兴之所至而采入的,并无多少诗味可品。

  但是,我认为,身处21世纪的当下,我们重新审视《随园诗话》价值的时候,需要把它放在当时所谓“乾隆盛世”这样一个大的时代环境中来看。《随园诗话》的篇幅如此之大、收采如此之广泛,这跟当时的所谓“盛世”客观条件是对应的。袁枚生活的时代,是自清代康雍乾三朝100多年积累下来的相对安定的社会局面,在这样的环境中,袁枚才有可能得到新的视野,采用不同于前人的新的诗歌采集方法,上自朝廷大员,下到随园里的清洁工,都能在这一部《随园诗话》中得到反映,成就了这样一部前无古人的新作品。

  《随园诗话》的这种写作新方式和新体例,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,很多人起而效仿。我这里举两个例子,一个是法式善的《梧门诗话》,另一个是袁洁的《蠡庄诗话》。法式善在乾隆年间担任过国子监祭酒,他在《梧门诗话》中写道:“近日袁简斋太史著《随园诗话》,虽搜考极博,而地限南北,终亦未能赅备。余近年从故家大族寻求于残觚破箧中者,率皆吉光片羽。故是编于边省人所录较宽,亦以见景运熙隆、人才之日盛有如此也。”法式善是想用《梧门诗话》的“边省人所录较宽”,来与《随园诗话》比一比的。袁洁也很推崇袁枚,他曾想做一个《随园诗话》的精选本,但后来他自己写了一本《蠡庄诗话》,他的这本诗话也是比照《随园诗话》的采集规模,由十八省扩至更多区域。不仅如此,《随园诗话》的影响在嘉庆、道光之后一直延续了下去,此后规模在10卷以上的长篇诗话,就出现得非常普遍了。

  此外,《随园诗话》还有一个大的主题,这就是作者希望与古今大人物即所谓“英雄”比试诗才的高下,以表白他一生“以诗自立”的抱负。这由全书开篇第一卷第一则所谓“古英雄初无大志”的曲折表达,就可以见得,这是更有现代意义的。我们未来有机会将围绕这一主题继续展开。

  (本讲座原文稿系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讲座,后经作者修订而成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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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作者:    编辑:gluser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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